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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闫霞
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，总藏着些不动声色的惊喜。一尊东汉捧盾石人静静伫立，作为馆里为数不多的汉代石刻遗存，它身上带着汉代雕刻独有的雄浑朴拙。它像一位跨越千年的故人，见证着岁月流转，与北京城的历史文脉悄然勾连。
汉风古韵的都城印记
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的这尊东汉捧盾石人，是当时亭长形象的石刻具象：头戴网帻，身着宽袖长袍，双手拱于胸前捧盾，通高一米五。它虽身形不算高大，却自带一股不容侵犯的威严。这尊沉默的石人，恰是汉高祖刘邦《大风歌》中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所渴求的“守土猛士”的生动再现。
世人提及刘邦，多惊叹其开创大汉王朝的雄才大略，却鲜少留意他发迹前的卑微起点——秦代泗水亭长。亭长是秦汉基层核心官职，隶属县府、归县尉统辖，看似职级低微，实则是“多面手”：既要维护地方治安、缉捕盗贼，还要管理徭役、接待过往官吏。刘邦任亭长时，生性豁达却不喜农耕，常与乡里纵酒畅谈，与萧何、曹参、周勃、樊哙等结下深厚情谊，这些丰沛故旧成了刘邦这位布衣天子开创大汉帝国的股肱之臣。
东汉墓前常成对设置石人，捧盾者为亭长、执彗者为门卒，构成墓主生前的仪卫体系，山东等地出土的同类石人，部分还清晰刻有“亭长”铭文。东汉亭长仍主掌基层治安，十里一亭，除捕盗、理民政外，还兼掌迎送礼仪，而盾正是其履职的标志性装备。专家考证，这尊石人可能是镇守官署门户或守护贵族墓葬的低级武官，以石刻形式定格了东汉亭长的典型形象。
这尊石人的出土，与北京地区的历史脉络紧密相连。先秦至秦汉，此地作为燕国旧地，见证了王朝更迭与政区变迁的历史，经历了由诸侯国变广阳郡，再复封的过程，始终处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国防一线。自汉末经魏晋南北朝至唐末，北京的边关属性从未改变，始终肩负守护中原北疆的重任。辽金以后，北京政治地位陡升，至元、明、清成为帝都。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，而这尊捧盾石人，正是燕赵大地尚武任侠、刚毅勇烈精神的生动再现。
冬至晨光里的“点石成金”
每年冬至清晨，阳光越过城市的屋脊，像被精心裁剪的金绸，从西展厅的门窗溜入。先是极细的一缕，轻吻上石人的头顶，好似怕惊扰了它千年的沉梦；转瞬便舒展身姿，缓缓流淌、蔓延，一寸寸拂过发冠纹路、衣袂褶皱、盾牌边缘，直至整尊石像都被裹进璀璨的金辉中，最后变成一尊“金人”。
馆里的小猫莫妮卡，也难得挪开温暖的软垫，踩着细碎的步点踱进西展厅。待暖阳铺展至最盛之际，它乖顺地蜷卧在石人脚边，一身白毛被金辉染成温润的蜜糖色，喉咙里漾出轻柔的呼噜声，与静谧的晨光交织成一段温柔的韵律。一石一猫，一古一今，就这样在漫天金辉里静静相对，看光影在石人身上缓缓游走，时光仿佛也在此刻放缓了流转的脚步，古今岁月于这方寸展厅间悄然相融。
随着太阳缓缓升高，投射到石人身上的阳光开始从左至右慢慢消退，先是从石人发冠边缘悄悄收撤，露出青灰色的岩石底色；而后像潮水般漫过肩头的衣褶，石人的脸庞被清晰分割：一半是鎏金般的璀璨，一半是墨玉似的沉静，明暗交织的界线，时而如刀锋般利落，勾勒出石人的刚毅轮廓，时而似水墨般晕染，添了几分朦胧的奇幻。
凑近细看，石人眉目清峻，晨光勾勒出眉骨的棱角，一双吊梢眼在光影里愈发深邃，炯炯有神，似能穿透千年的尘埃。下颌处一绺利落的小胡须，在金辉里泛着细碎的光，透着几分精干与威严。此时的石人，不仅凝立在展厅中央，还在“大石出山记”的镜面展墙上，投下一道清癯挺拔的倒影，与本尊相映成趣。墙面又因光线折射，映出另一重浅淡缥缈的虚影，宛若石人随光舒展的倩影。石人本尊、镜中倒影、墙上光影，再添上蜷卧的猫咪莫妮卡与它的小小影子，竟让李白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的诗意有了具象的模样。
曲阜石人与阮元的守护
我国多地均有同类石人遗存。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汉石人亭内，两尊东汉石人一文一武，相对而立。左方石人通高2.54米，身着冕服、腰佩宝剑，双手拱于胸前，神情肃穆，胸前“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”篆书题刻清晰可辨；右方石人通高2.2米，头戴武冠、双手执殳，身姿挺拔，“府门之卒”四字题刻简洁有力，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少数带有明确官职信息的汉代石人。
这两尊石人原立于曲阜张曲村一座东汉大墓前，它们能跨越千年留存，被梁启超称为“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人”的阮元功莫大焉。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30岁的阮元以山东学政身份赴曲阜主持科举事宜，一次偶然机会，他从当地文人闲谈中得知，张曲村外有两尊石人露天放置。凭借金石学家的敏锐直觉，阮元当即前往查看。当见到石人身上的汉代篆书题刻时，他大为振奋：这类带有明确身份信息的东汉石人，极为罕见。深知露天存放会加速石人风化，阮元调集人手，将两尊重达数吨的石人迁至孔庙西侧矍相圃妥善安置，在左方石人背后题下“乾隆甲寅阮元移置”8个篆书大字。1953年，石人被移入孔庙，1998年安置在新建成的汉魏碑刻陈列馆，石人最终在此“安家”，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石人身上的汉代篆书题刻，既是身份标识，更是汉代书法艺术的珍品。清代书法大家翁方纲见到题刻后，盛赞其为“汉篆之最工者”。题刻笔法刚劲、结构匀称，既延续了秦篆的端庄规整，又融入汉代篆书的灵动洒脱，鲜明展现了汉篆由秦篆向隶书过渡的演变特征，为研究汉代书法演变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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